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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鲁国政府规定：鲁国人凡是看见在外国沦为奴隶的本国人，可以先垫钱赎回，回国后到政府去报账。孔子的一个学生赎人后却并未报账，孔子却严厉地批评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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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们假如垫钱赎了奴隶，不报账自己会蒙受损失，而报账了则说明自己的品格不如孔子的学生，于是以后只好假装没有看见。

　　鲁国这条规定，是从百姓的角度考虑的，既能赎回本国人，百姓也没有损失。那些重利的人自然也不会纠结。赎回本国人，称“义”，到政府去报账，称“利”。如此可得“义”而不失“利”，不少人愿意去做。可因不失“利”，才愿得“义”的行为，让人深思。

　　在如今这个现实社会，大多数人往往会将“利义”的天平向“利”倾斜。尽管我们从小就听过孔老夫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如今也有“八荣八耻”这一社会主义荣辱观时刻鞭策着我们做“重义”的人，提醒着我们“义”比“利”更重要，但现实却是“无利不起早，百事利当先。”

　　“利”并不仅仅局限于钱这个概念，在当今社会，若要良好地传承“义”的传统，必须先有良好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物质基础，才能让精神文化更上一层楼。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在日益增强，产生了更多关于“义”的问题。比如近几年发生的“彭宇案”“小悦悦事件”等，一次又一次地警醒着我们。“利”仍是我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可因“利”而失“义”，这让国家未来如何发展？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仪之邦，出了多少个重情义的豪杰。可在现在，你若不讲“义”，便会蒙受指责，若不要“利”，也会被人说傻。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们无法避免地去追逐“利”。但是让“利”与“义”共存，让我们国家既繁荣，又重情义，才是我们真正要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