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曾有一部令我毛骨悚然的电影，大抵讲得是一个人格几乎完美的女子逃亡到一个偏远的小镇上，在这个仅有几十个人的小镇中几乎没有阶级差别，甚至连镇长都没有，人们自给自足。抛开思想的闭塞这一点不说，此镇的确略有乌托邦的味道了。理论上在外来的完美女子的影响下，这个小镇可以变得更加美好才对，可电影表现得却是相反的一面，镇上的人们在这个外来的，不拥有任何被保护的权利和自我保护的力量的女子身上展露了人性极恶的一面，而最为可怕的是，镇上的人们在代表恶的同时，彼此仍是以善相对的。

有人就说到这是宣扬人性本恶的电影，我倒不觉得这是人性的问题。镇上的人们在外来者的到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显现的善的一面，而那位女子，在电影的最后，也的确表现了恶的一面----进行了极端的报复，她甚至自以为掌握了道德仲裁权。因此应该这样说，人性的善恶本来就是相对的，在整个社会相对安定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大多趋向于表现善的一面。但一旦有诱发恶的因素出现，那么就会如被驯养的马在确定自己不再被缰绳束缚后展露野性一样，人性的恶也会飞快漫延，就如种族差别的诱使白人下开始了罪恶的黑奴贸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诱发了二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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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君王用君主专制来维持社会的平衡，但由于君主专制本来就是极端的不平衡，所以难有长存的政权。即便如此，因着当时人们的生产能力和思想高度，君主专制的确维持中国几千年的生存发展。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民主，可究竟如何理解民主？我认为恰当的民主应当不能是完全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倒不是因为很多人所谓的“国人的素质尚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的水平”，因为既然善恶是相对的，那么高素质和低素质也不可能绝对。一方面，虽然民主是建立在少数人利益服从多数人利益基础上，可是在社会本来就处于不安定的情况下，那么多数人的选择不一定就是善的，倘若没有制度的束缚，民主就可能成为极权的帮凶。希特勒当年不仅在民主制度下通过了违反民主制原则的《授权法案》，还使本来有着推翻独裁义务的军队帮着他实现独裁。另一方面，倘若没有制度的束缚，在多数人仅站在小我上为自己的利益而考虑的情况下，社会很有可能走向反乌托邦的无政府状态，同样，各个集团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的竞争，仍会使社会走向被极权统治。因此决不能把民主神圣化。

在对民主的探索和完善上，西方的确做得漂亮，现代民主使人民的信息相对不那么闭塞，而政治家的争权夺位又显得较为积极----不仅不会给社会造成混乱，反而能促使他们不停地改善自己的执政方案，从而促使社会向善的一方面发展。而对于人民来说，在法律的束缚中，大多数人都在敬畏----对自由民主的敬畏下，表现出了善的一面。记得我在美国颇有感触的一点便是即便是在人山人海的时代广场，人们也会尽量不发生碰撞，我起初惊异于美国人民究竟是如何做到在如此拥挤的地方仍为自己和他人留一片空间，但当我身处其中时，又的确是不由自主地，像世界各地的游客一样，控制自己不要碰到他人。我想这便是美国人的自由，总是被他人的自由束缚着，从而达到一个较为平衡的状态。

因此制度是必须的，那么维护制度的领导阶层也是必须的，不管他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但既然人民在民主之下会因个人利益而滥用民主，领导阶层同样因权利而滥用权利。曾与美国寄宿家庭的母亲偶然聊到政府，她说美国人的确是惧怕政府的，它太过强大而使人民难以驾驭，所以人民将他们的统治者关进了笼子，但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害怕倘若统治者挣脱束缚，人民将是很难和国家对抗的。 其实这样的观点在英国人身上体现得明显得多，所以他们产生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思想，他们画出了《V字仇杀队》，他们甚至恼怒于美国人将V美化为一个自由斗士的电影改编。而相比之下，国人的危机意识则更是淡薄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让我们把自己锁进了笼子，我们对民主的企盼也是他人给予，或是又有某个英雄人物为我们争取，而罕有自己去改善社会，改善制度的意识。我想我们在被制度驾驭的同时，也要渐渐试着驾驭制度以上的一些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