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写一写韩寒，这个有点意思的人，以及与之相关的有点意思的人和事。直到今天，终于动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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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学的时候，班主任曾在闷热的教室里发表一番讲话说：“一个韩寒改变不了中国教育现状。”而台下听讲的三十多个“花骨朵”里只有两个知道“韩寒”是个人名。

那如临大敌的情景现在看来像个冷笑话，然而韩寒最初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我的视野的。

前两天无聊中翻看早年的《新概念获奖作文选》，看到有个学生专门写了个文章论述一个主题：“韩寒其实是个孩子”。而有趣的是作者显然不是个成人。想想那时候韩寒作为一个所谓“现象”也的确一度是街谈巷议的话题。当年，“韩寒”、“新概念”、“应试教育”是串连在一起的时髦话题，我在班主任的那次讲话之后逐渐在各个媒介上了解到这个话题时髦到几乎一时间无人不谈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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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这个话题似乎都还没有过时。然而从那时到现在，似乎都没有跳出一个狭隘的怪圈，那就是把韩寒当成“现象”，而且是应试教育制度下的一个“畸形现象”。好像只有在一个学生被沉重的课业压迫得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出走、自杀、精神病的时候，评论者才会一脸哀悼地谈论起：“……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韩寒……”。“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切事情似乎都可以归结为这个简单的思维。

韩寒的经历如今已经路人皆知，他是一个反叛者，但是他的反叛不仅仅是一个学生对于一种教育制度的反叛。在中国，长久以来“应试教育”这四个字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制度，它是一种两点一线、晚睡早起的生活方式，它是对待知识与思想功利而虚伪的态度，它是一种足以囊括中国千百万人精神状态的意象。为它所塑造的人拥有一整套应对各式事件的思维模式，可以用它去应对中考、高考、考研、读博，以及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却唯独缺少了生活的目的。

它通过背负着它的每一个人渗透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毛孔甚至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潜规则。因此，韩寒的反叛不仅仅是一个学生对于教育制度的反叛，更是一个人对于一种宿命的生活的反叛。而我们的同龄人当中，又不知有多少人，是从韩寒，从“新概念”开始，对自己一直笃信的“好孩子”式的价值观产生怀疑与动摇，进而对原先的人生理想感到可笑的。如果没有韩寒，我们也

会成长，中国的巨大变化也会迫使我们思考，我们也终有一天会用成熟而理性的头脑去回顾往昔的自己；只是有了韩寒，有了一个笑骂的叛逆者，放肆的真性情者，生活与回忆就更有点意思。

不过似乎所有的叛逆者都有沉寂的时候。后来的一段时间，似乎没见到韩寒骂教育了，而我仍然感到郁闷：韩寒骂过了，全社会骂过了，应试教育变成了“素质教育”，然而我们的生活还是一样。这种郁闷就像《三重门》的结尾，你身处一个孤立无援而进退两难的境地，却仍不知道如何选择，在思想与应试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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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在网上看到韩寒的博客，方才知道这厮不仅没停“骂”，而且“骂”得更广泛了。韩寒终于成了独立思想、批判社会的知识分子，一个当今中国娱乐明星包揽大半的众多名人中仅存的一个知识分子。与当年以叛逆成名相比，我想这是他能够走上的最好的一条路。我们对于叛逆者或许总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期待他们真的能带来改变。

然而韩寒并没有带来改变。他没有就教育问题发表过系统的长篇言论，他没有表现出对教育、文化、国民性这样宏大的问题的比前人更深刻而富有建设性的思想见解，他也没有跑到你我这样的普通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身边鼓动我们去做什么改变。他没有做这些，他不需要做这些，他不应该做这些。他从头到尾都是在过他自己的生活，按照他的意愿去生活，然后他活得不错，这就够了。

很多时候，真正使得我们的生活方式经久不变、历史停步不前的，不是观念的停滞，而是行动的畏缩。在今天，“应试教育”已经成为一块谁都可以上来踩两脚的腐木，几乎从老师到学生再到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都保持了出奇的一致：否定。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去改变呢？原因是异常庞杂的，然而我想说的是，这里面必然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我们心底里总会暗示自己：这一切太难改变，难到几乎无法改变。你即使说得再有道理，为了吃饭穿衣，原来怎么做，现在还得怎么做。

这就是惰性的思维。而韩寒是一个例外。韩寒没有在根本的问题上向现实妥协而且也没被饿死，他退学，他开赛车，他开博客，他毫不矫情地骂他想骂的人和事，他不循常理地一路走来然后大家发现这厮也没怎么地。然后当惰性的思维再次发作时，我们有理由反问一句：那韩寒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