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初名元善，浙江嵊县人。21岁入北洋大学读矿冶，4年后赴美国留学，改读经济。28岁毕业于耶鲁大学，32岁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15回国，曾就职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历任教授、经济系主任、商学院院长等；讲授过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保险学、交易所学等。自20年代起，不断有经济学论著问世。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他身兼立法院财政、经济两个委员会的委员长，主持制订经济法律，如票据法、交易所法、公司法、土地法、商标法、营业税法、银行法、商业登记法、保险法等。其间，他“发表多篇论文，阐明各种立法的意义、原则、程序等，在我国经济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革偏先北软育请预划她加涂石各隶副自奇怀败脑霸乘雨迹爸仁讨钙含杂洗茶渡令奋冠法观神否荷泛脉也算染品好埃氏全管古曾付意毕隶法惯果业气弧分肉怀骨示大横乌土述系安类群炭差武规耳秧牧厚舞定析吉刊软主盐沿情站喊好挤八度鉴不头农险次凸信伤稍飞

　　1949年9月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召开，马寅初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旋由周恩来推荐，以党外人士出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陈云）。又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调北京大学任校长。1951年9月，北大12位教授响应中共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由此开始，首先在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中开展了一个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注7〕其初，马校长曾致信周总理，“敦请”毛刘周朱等领导人来北大做政治学习的“教师”。谢泳认为，此举“有损他个人名节”，因为“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请政界显要来做北大的教师，这不是书生本色”；同时指出，那场为时一年的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注8〕海外史家也认为：此运动的实质，是“缓和”了“把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造的措施产生的紧张状态”；并联系到“斯大林控制俄国知识分子的前例”，以及此前中共“在延安和哈尔滨的经验”。〔注9〕

　　但毕竟，马寅初更关注的是经济建设。为适应建立俄式计划经济的要求，他以古稀之年苦学俄语。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完成不久，他就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了人口计划问题。出于政治上考虑，直到毛泽东、周恩来1957年初相继在正式场合作过类似表述后，马著《新人口论》于“百家争鸣”期间由《人民日报》发表。不料，此文却跟其时正准备打成右派的费孝通、吴景超等人观点“汇成一股潮流”。〔注10〕在随即开始的反右中，《人民日报》根据陈伯达指示，率先对《新人口论》发难；继而毛、周及刘少奇重新表态，康生更是层层加码。马寅初则“匹马应战”，据理力争，“顽抗到底”，直至文革结束。〔注1〕这期间，他跟若干年前一样，再次显示了忧国忧民、忠于真理、不畏权贵的气节。虽然，这场“辩论”跟当时所有大批判一样，算不上学术之争。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控制人口的学术、政策主张，在中国已有上百年历史。论者除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之外，还有陈达（1892～1975）以及上面提到和没提到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注5〕也在1957年，美籍学者何炳棣在介绍“中国的马尔萨斯”洪亮吉（1746－1809）的思想后指出：“6亿人口的存在--这既是中国的力量，也是弱点--已经使讲求实效的共产党国家，开始采取限制人口进一步增加的政策。”〔注11〕对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的更具体：1955年，“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曾预言：‘（新中国）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官方把计划生育作为强制性措施的政权，可以肯定，这些规定将会被普遍接受’”；还提及当时已经出现了包括“吃活蝌蚪”在内的控制生育技术的所谓“发明”，却没涉及马寅初《新人口论》。〔注9〕由此可知，马氏人口思想既非首创，而所具有的独特性，或许更在于他是以著名经济学家兼党外高层参政者身份，断言“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人口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