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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江南春》，以意境之美、意义之深广为人传诵，然而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批评其 “千里莺啼绿映红”中的“千里”一词不恰当。对此说法，我不敢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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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此诗的“千里”并非确切数字，而是一种泛指。正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三”表示众多一样，“千里”写出了江南处处花团锦簇的盎然春色。 其次，古人作诗善用“赋比兴”手法，而本诗的“千里”，即为杜牧所用的夸张手法。

为了让江南之美跃然纸上，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又何错之有? 再次，江南方广千里，无处不莺啼绿映红，无处不是酒旗迎风招展。此诗不专指一处，而是写出了整个江南美丽的春色，诗名《江南春》，恰到好处。 “千里”一词有如此广的意义，如此妙的用法，我以为这恰是本诗的“诗眼”，杜牧的手法之高明，构思之填密，让我不同要为他叫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