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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曾说：“余秋雨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崛起，就是因为他在自然景观面前，将激情的抒发和智性的文化沉思结合了起来。”读《文化苦旅》，读《山居笔记》，我们都会鲜明地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艺术个性，即以自然景观为核心意象，使激情与智性相互渗透，把对自然景观的赞叹和文化景观的阐释统一起来。《都江堰》就是这样的一篇佳作。

这篇散文抒情激切、高亢。文章开篇就奠定了一种厚此薄彼、褒贬分明的情感基调：“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我以为”“最激动人心”“不是……而是……”这些字眼，将作者的理性判断镀上强烈的主观情绪色彩，它统领下文对都江堰自然地理景观(水)和文化景观(李冰之于水利建设的杰出贡献)等的描述与议论。

激情的抒发需要具体形象的铺垫，否则感情势必空洞浮泛。《都江堰》一文形象刻画角度多变，生动空灵。有正面描写，有侧面烘托。正面描写，或从听觉角度切入——“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未见其形，先闻其声，以极度夸张的比喻摹拟江水惊心动魄的声响；或从视觉角度摄取，抓拍堰中江水股股叠叠或合聚飞奔或分流直窜的动态镜像，突出其规整中的强悍的精神，展示它“壮丽的驯顺”的个性。侧面烘托，有欲扬先抑，如写去都江堰之前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懒懒的心绪、散散的脚步，来反衬之后亲睹真容的震惊与叹服；有对比映衬，如以海水的“雍容大度”与江水的“精神焕发”相比照，突出江水“踊跃喧嚣”的气韵。这些自然景观形象的描绘，饱含钦敬欣羡之情，为下文文化景观的智性反思张本。这些感性的丽句里潜藏着作者对都江堰内蕴的精神风度之历史价值的深邃反思。

智性的沉思需要具体形象的承载，否则思考势必单调枯燥。文章在从声、形、神韵等多侧面写足了都江堰自然景观的壮美之后，接着将视线聚焦于“李冰”这一形象及其历史文化的内涵上。作者对李冰形象的刻画是粗线条的，主要用夹叙夹议的手法，纵横今古，浪漫飘逸，充满诗情。作者先是遗貌取神，“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以类似速写的笔法，寥寥数字勾出他想像中的蜀守李冰的形象：“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然后叠加上“画外音”：“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再点缀以妙语连珠的议论，展开与人文景观的对话。如“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又如“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等等，这些潇洒出尘的智性判断把李冰形象深厚的精神内涵纵深挖掘出来，坦呈在读者面前。这些智性的睿语中奔涌着作者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资源的敬重与热爱之情。

智性的沉思，不仅要借助于思接千载、心骛八极的想像，更须有纵横捭阖的联想，从而让议论的锋芒更犀利。本文第三部分，在阐释李冰的治水韬略时，作者顺水推舟的点到：“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这是借题发挥的神来之笔，换句话讲，这才是都江堰这一人文景观的核心隐喻，它与长城所象征的“保守、僵硬、封闭”形成一种潜在的对照。此外，作者还善用穿插笔法以拓宽阐释空间，如第三部分倒数第2自然段，插叙了石像出土后，一位现代作家面对残损的塑像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发出的诘问——“活着或死了应站在哪里”，这是对当下那些尸位素餐者掷地有声的当头棒喝。其实，这也是作者在向读者追问：我们今天，应该向李冰学习什么？那不就是曾经有过的“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不就是天下为公、泽被万民的务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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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以小见大，由表及里，因少总多的选材与立意的运思方式，是秋雨文化谋篇布局的常规。本文着重从都江堰这一人文景观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层面来抒情议论的，因景及人，因人及事，因事及理，如抽茧剥丝，将其精神个性、文化人格、政治理想的追求跃然于纸上，感性与理性交融，谱写了一曲浩浩荡荡的激情与智性的二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