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鱿鱼游戏》的剧情，有着鲜明的美剧特色。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456名玩家收到神秘邀请，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岛上，参加一场生存游戏。如果赢得六轮游戏的胜利，胜利者可以获得456亿韩元（约3900万美元）奖金，而失败者，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剧集的逻辑建立在“极端情景”上。所有的角色，都是边缘人：失业的，还不起房贷的，有犯罪前科的……几乎每个人，都是现实生活的失败者、绝望者。玩这个致命游戏，是他们翻身的唯一机会。

男主角成奇勋更是一个典型。作为一个中年人，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他没能力给女儿买生日礼物，无法支付母亲的医疗费，欠了一屁股债，连妻子也离开了他。从各方面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年loser。

《鱿鱼游戏》最初的剧本，成型于2008年。那一年，韩国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很多人的生活变得困难。此后，主创人员几经修改，让剧本更加完善，更接近现实。播出的版本，甚至有疫情的元素出现。

如果说剧本创作者最初是想“影射”韩国现实的话，过去十几年，剧本中反映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也更加清晰。观众发现，那并不是虚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就这样，这部剧原本的构思，是像当年的日本电影《大逃杀》那样，利用游戏和暴力因素，来实现娱乐的目的，最终却成为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观众发现，不仅每个人都可能沦落成剧中那些命运悲惨的边缘人，甚至已经在那些人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很多人感叹：如果现实中真有这种游戏，不知有多少人会参加。

这部剧影响力超过韩国和美国，受到全球观众的欢迎，说明它的故事有着很强的“普适性”：房价越来越高，年轻人想通过自己努力在大城市买房越来越不太可能；在首尔，普通人想通过诚实劳动改变命运，过上体面的生活已经非常困难——其实这样的现象，又何尝只在首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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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鱿鱼游戏》的导演兼编剧黄东赫，把这部剧解读为“当代资本主义故事”“为了活命要去比赛”。韩国社会确实有着非一般的残酷性，困扰中国家长的孩子补习问题，早就是韩国的大问题；“岛国地缘”带来的危机感与竞争意识，让韩国社会充斥着一种额外的紧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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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抛开这些独特的“韩国性”，也能发现，这部剧所讲的故事，其实也是每个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的问题：明明经济已经高度发达，但由于贫富差距悬殊，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却是疲惫、失落，甚至绝望。

例如在日本，年轻人的贫困和女性贫困，也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允许“非正式用工”，最终又加重了贫富分化，让更多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一些人只好做“啃老族”或“食草族”。年轻人的“不思上进”，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最终，要么死（安静等死，或者没有希望地混日子），要么像剧中那样，去赢得456亿韩元，就成为很多人深夜的秘密幻想。这个故事有着双重隐喻，一方面，“失败了就是死”，是大部分人的心理处境；另一方面，得到大奖，咸鱼翻身从此过上幸福生活，这又是一种职场人士所能幻想的“最终解决方案”。

换成中文语境，这两种境遇，分别对应“躺平”和“财务自由”。前者是彻底的放弃（在游戏中挂掉），后者是最终的期盼。这两种极端的状态，在骨子里又是一致的。很多人的想象无非是，一旦财务自由，就再也不工作，实现另一种“躺平”。

年轻人“躺平”，或者躺着看《鱿鱼游戏》，其实也是一种无声的呐喊：正视真正的问题吧，那不只是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