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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美国同行，教授。每一次来中国都是在炎炎盛夏，住陋室，穿小巷，不停地采访、记录，就近找个咖啡馆，放下电脑，整理刚刚结束的访谈。连着3个暑假都是这样，日暮方归，汗水淋漓，一本牛津出版的最新学术著作就是这样完成的，其工作精神不由得你不感佩。
　　但他也有个对他来说出格的嗜好：到中国的第一天，总是让我儿子陪他去软件市场，寻找中国盗版的美国软件，物美价廉，乐而忘返。
　　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美国的制度环境下，他能这么干，允许他这么做吗？看来美国人和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一旦脱离本土制度约束，人性中的弱点都会出现甚至放纵。
　　5月上旬，我在香港邂逅一个朋友。他放下行李就骂，说是一群西方人从罗湖出境，跟有些人一样，见排队就插队，一点儿没有文明习惯；跨过罗湖桥，到香港一端入境，百步之外，人性突然大变，规规矩矩地排起队来。
　　我劝他息怒：这不就是制度的力量吗？其实就制度与人性而言，哪怕是西方人，无论高傲的美国人、优雅的法国人，一旦脱离制度的约束，不过都是长着同样屁股的猴子。这个时候能够区别高下的，只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