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有座白马寺 “五一”节来了，我素有登山的爱好，于是便与两三伙伴徒步去游览市郊的白马寺山。

“白马寺山”是一个很别扭的名字。按理说，山和寺本应该各自有其名的，但因为山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而寺庙是人们后来才修建的，所以人们通常习惯以山的名字来代称山上的寺庙。如远近颇有点名气的珏山，山顶上的庙宇叫做真武庙，但人们为了方便，习惯上也称这座庙为珏山庙，却从不把珏山称作真武庙山。而白马寺山就是因为山上有一座白马寺，而被叫做白马寺山的。你说这名字，山不山，寺不寺，不是有点别扭吗？ 这座山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别扭的名字呢？难道他本来没有名字吗？不然，这座山原来有自己的名字，它叫做司马山。明代万历年间编修的《泽州志》记载：“司马山，城北十里。”清代雍正年间编修的《泽州府志》记载：“司马山，县北十里。魏司马懿封长平侯，尝登此山。”又引《风土记》“司马山在晋城”、《初学记》“晋代祠此，因以为名”。这里告诉了我们两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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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国魏的司马懿被封为长平侯，曾登过这座山；

第二，司马氏建立晋朝，做了皇帝，人们于是为皇帝的祖宗司马懿在这座山上建了祠庙，当时这座山就被叫做司马山了。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既然司马山的名字在晋代就有了，又见于《风土记》、《初学记》这些古代著名的文献典籍，明万历《泽州志》和清雍正《泽州府志》又有明确记载，为什么现在这座山不叫做司马山，而别出心裁地用了“白马寺山”这样一个别扭的名字呢？我想，这个问题有点太深奥了，恐怕只有老天知道吧！为什么要叫“白马寺山”，完全可以不问，但写文章是比较严谨的事，却不能草率，因此我在这里要声明一点，既然这座山本来的名字叫做司马山，又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在以下的叙述中我就不再使用“白马寺山”这个别扭的名字，而直接写作司马山了。

这天，天气好晴朗，蔚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儿云彩。当我们来到司马山麓，仰望山颠，却见山与天相接之处挂着一片白云，起初并没很在意，稍微走近些一看，哪里是什么白云呀，是一件硕大的巨型白色雕塑。很快，我们从雕塑的大致轮廓和“白马寺山”的名字判断出这是一匹腾飞的白马。马首高昂，后腿立地，前腿平伸，像是要飞扑下来一般。这时，一个同伴大声说：“这哪儿是马，你看马头，分明就是鸟嘴嘛!”我仔细一看，可不，马脖子很粗壮，马头却又细又尖，很像是一个长着细长嘴巴的鸟头。

唉！不知是哪位蹩脚的雕塑家弄出这么一幅马身鸟首的糟糕作品，让人越看越觉得别扭，我索性不想再看它了。 不想再看固然可以，但却不能不谈，因为这座雕塑标志着所谓“白马寺山”的文化呀！在晋城，曾经盛传着“南有孔子回车，北有白马拖缰”这样两句话，“孔子回车”不必说了，晋城人几乎家喻户晓，“白马拖缰”却令人费解。于是一些有心人便围绕着“白马拖缰”这个词望文生义，附会出许多关于“白马王子”的民间传说故事来，说得煞有介事，绘声绘色。然而，这些所谓“民间传说故事”一看就知道并非来自民间，而是现代文人的即兴创作。因为“白马王子”一词是舶来品，不是国产，难以混入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难以对“白马拖缰”作出符合我国传统文化理念的合理解释。那么“白马”究竟为何在此“拖缰”，其中有什么含意呢？我们只能求助于历史文献了。

明代成化年间编修的《山西通志》说：“白马寺在泽州城东北十里司马山上，因白马驮经过此，故以名寺。”这儿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原来根本就不是什么“白马拖缰”，而是“白马驮经”。“驮经”一词，经过口耳相传，逐渐讹为“拖缰”，自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却不知道因此误了多少人。说真的，“拖缰”拖得习惯了，一下子要改为“驮经”，还真是转不过弯来。话又说回来了，转得过弯来也好，转不过弯来也罢，历史的本来面目是这样，不由你不转。等你转过弯来，再来看这一座被称作白马的雕塑，它正高昂着那古怪的鸟头在拖缰呢，根本没有一点“驮经”的意味，你说可笑不！ 近午时分，我们终于来到了白马寺。历史上的白马寺应该只是一座普通的寺院，明万历《泽州志》只记了“城北司马山，国朝建”几个字，清雍正《泽州府志》也只写了“在城北十里司马山，明建”的字样。晋城的青莲寺、碧落寺在古代都很有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名人题咏和碑记，而白马寺却除了方志中这些极其简短的记述之外，再难找到任何有关的文献了。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侵华日军用大炮对准了这座小寺，历来在寺内养尊处优的释迦摩尼、观音大士、地藏菩萨及其十八罗汉诸佛，眼睁睁地看着这座小寺和自己的塑像化成了一片可怜的焦土，那被芸芸众生称作“无边”的佛法却怎么也施展不出来。可恨的是，在东洋鬼子的炮火之下，竟连一块残碑断碣都没能够留存下来，这里从此便断绝了香烟。 晋城建市之后，百废俱兴，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平地起楼台，白马寺要在焦土上重新修建了。曾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白马寺的住持僧请原以仁老先生撰写碑文。原老先生到已建成了部分殿宇的白马寺观看，回来之后赞叹道：“真正有气度啊，现在新修的白马寺，不知要比原来的白马寺大多少呢！”十来年过去了，白马寺还在不停地修建着，主体建筑已经全部建成，天王殿、大雄宝殿、玉佛殿、藏经楼，不仅巍峨壮观，而且香烟旺盛。玉佛殿里面供奉着五尊金妆的汉白玉佛像，据说是十多年前从缅甸进口的，不用说，在当时自然是天价。

现代科技也在这里派上了用场，许多佛殿里的佛像背后都安装了电气设备，能够不停地放射出耀眼光芒来，使这些无知无能的佛像平添了几分庄严和神秘。寺院里播放着的“南无阿弥陀佛”的录音随处可以听到，非常优美，不知是娱乐圈里哪位明星的杰作，还是美声唱法呢！ 我们一向不喜欢礼佛，面对佛祖的宝像金身也只是垂手而过，和成群结对顶礼膜拜的善男信女比起来，显得很不融洽。不过我知道佛祖有大度量，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你想吧，面对日寇的炮火轰击，佛祖都能够容忍，难道会容不下我们这一点点傲慢吗？看到大雄宝殿的周围的石柱上刻满了篆书楹联，我便想上前仔细观赏，不料“民族团结”、“世界和平”等现代文明的辞藻撞入眼帘，原本一点可怜的好奇，也顿时烟消云散了。兴味索然，我们便在天王殿门前的台阶上坐下来小憩。

这时，一位站在台阶上的老僧便过来和我们攀谈。老僧面目清癯，衣帽整齐，显得很精神，而且十分健谈，自言是从钱塘辗转而来，在此临时挂单。当谈到白马寺工程浩大耗资甚巨时，老僧微笑着说：“这很容易，官方行为，一句话的事，就是一句话的事。”老僧特地将“一句话的事”作了重复，来强调不论多么艰难的事，只要是官方行为，那就是说一句话那么容易。 告别了佛祖，离开了白马寺，一路下坡，步履轻快，虽然不是一句话的事，却比上山容易多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有人说过，“晋城市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理由是晋城建市二十多年来，还没有一座市级的图书馆；有人还为此而大声呼吁，请求当政者重视文化建设，请求要尽快修建一个市级图书馆。想到这儿，我不禁纳闷了，这些人难道没有来过白马寺吗？这白马寺难道不是晋城市的文化吗？白马寺里面的那座高大雄伟的藏经楼，不就是一座很好的图书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