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读后感之为尊者讳
《资治通鉴》读后感之为尊者讳
春秋时代,出现过很多著名的史学家,他们秉笔直书的史家品质为后世树立了一座丰碑。比如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季兄弟三人,不畏崔杼淫威,敢于写下崔杼谋杀国君的罪行,当然他们也付出了鲜血的代价。还有太史董狐不畏执政赵盾,记下他弑君的罪名。虽然如此,史书也并非是真实历史的载体。
我们不能忽略史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本家谱的修撰往往属于官方专利,民间很难染指。比如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这类私修史书算是另类(北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也算私修,这种例子极少),《汉书》等官修史书才是史学修撰的常态。这类官修史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参考皇帝起居注实录,名义上叫实录,实际上也并不是那么回事。
唐太宗以前的帝王对于实录还是有一定的戒惧之心,一般不翻阅,以防干预史官记录,这也算一种规矩。但是唐太宗带了一个不好的头,他在生前就觍着脸皮翻阅实录,声称“若自己有不好的地方,也可以作为鉴诫嘛。”真实原因可不是这么回事,他非常关心史家如何记录玄武门之变。他看过之后还觍着脸说:“同志们,你们当秉笔直书啊,没有什么需要隐讳的,毕竟周公不也有诛管蔡之举嘛!”这种指导性意见的下达,史官们自然是心神领会。
今天,虽然早已不是为尊者讳的时代,但我们读史,特别是古代史,一定要明白史家为尊者讳的“良苦用心”,认清曲笔、隐笔、讳笔,才能体会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比如《资治通鉴》中描写汉废帝刘贺,把他描写成一幅奸邪小人的模样,偷鸡摸狗不如也,废除的时候,甚至罗织有千多条罪状。刘宋废帝刘子业,凶残暴虐,滥杀无辜,天良丧尽,淫乱无度。还有五代十国时期朱温,功绩被一笔抹过,淫乱成为他的重头戏。如此等等都是曲笔,是为了完美继承者帝王形象所作的艺术加工。
其中有些地方描写到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微妙关系,往往是闭口不语,我们读的时候可要小心。比如隋朝末年,李渊太原起兵,为了防止突厥趁虚而入,不得不采用绥和政策。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又恰逢突厥内讧,唐军乘虚而入大败突厥,此时太宗感叹昔日高祖向突厥称臣的苦衷。但我们翻阅史书,完全找不到高祖“称臣”的证据,这些就是隐笔。
关于华夷关系的描写,更是不伦不类。自古以来“强无恒强弱无恒弱”,强弱转换是常有的事。华夏与夷狄之间也得遵循这个道理,但我们在史书中很难看到华夏向夷狄称臣的记载,往往描述的都是华夏高高在上夷狄处下,都恨不得来当干儿子。比如隋炀帝巡边时,启民可汗奉表上言,竟称自己非突厥可汗,而是隋朝臣民,希望率领部下改穿汉服,如同华夏。隋炀帝听后以为不可,于是才作罢。
于兹盛况,隋炀帝还诗兴大发,作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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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
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洋洋得意之心可想而知,谁知十年过后,中原残破,豪杰逐鹿,可为之一叹!
其实历史上也有华夏处于弱者的时候,比如西汉前期公主和亲,北宋澶渊之盟,这些不正是敌强我弱的证明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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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中我们也很难看到皇帝有过错,误国的全是奸臣。比如安史之乱,必定有李林甫、杨国忠误国;靖康之耻,必定有蔡京、童贯误国;杀了一个岳飞,也必定是秦桧作祟。好像全然与唐玄宗、宋徽宗、宋高宗了无干系。史书中对此类的记载往往采用讳笔,读的时候需要仔细分辨。
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又曾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史书的过程,需要学与思相结合,搞清史家的套路,如此才有些许读懂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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