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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源于文具店里笔记本上的一句话，“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那是我去学校门口的文具店里买文具时，从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封面上无意间看到的。后来我买下了那本笔记本，并把那句话抄写在笔记本的第一页上。那会儿，我刚上初中，性格腼腆，整天徜徉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那时候，我只知道维克多·雨果是一个作家，只知道《悲惨世界》是一部小说。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结束了学校的生活，走上了社会的生活。现在，当我重新面对维克多·雨果和《悲惨世界》时，我却感觉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渐渐感觉到，维克多·雨果不只是一个作家，《悲惨世界》也不只是一部小说，我所感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深刻。就仿佛穿过隧道，拨开迷雾，渐渐发现一个新世界一般。

出生于十九世纪初的维克多·雨果，几乎跨越了整个十九世纪。在政治风云诡谲的法国十九世纪，文学也如暴风雨中的雷电那样激荡，也如泥泞大路上的跋涉那样跌宕。当资本主义的汽轮轰轰隆隆地搅动世界格局和社会生活时，对耶稣的信仰被空前地动摇，金钱，平等，自由，权利等等诉求逐渐取代前者，成为时代风口浪尖上的呼声。丧失良知，或者没有良知的人，在物欲泛滥的社会中，或坑骗，或偷盗，或卖娼，或压迫，或欺凌，或歧视，或势利······贪婪之欲像毒蛇在潮湿的黑暗中滋长，不断吞噬着良知和真诚。也有人能挣脱枷锁，勇敢地踏上救赎之途。冉·阿让就是这样的人。要感激卞福汝主教以德报怨，教恶向善的义举，更要赞赏冉·阿让灵魂深处坚韧不灭的爱善。世界上有无数个芳仃和珂赛特，连上帝都视而不见，更无需憎恶像沙威这样的犬爪了。他们早已良知泯灭，偏见攻心，悲惨的事物得不到他们的半点怜悯和反省。但依然有像冉·阿让这样的火烛，燃烧在冰冷的悲惨世界，带给悲惨者以温暖。这种爱善，是一种努力，是一种坚持，是一种不怕被视而不见的自我救赎。这种救赎是悲惨世界里最大的幸福，是世间最温暖的光芒，是人性最光明的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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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佩维克多·雨果的天才禀赋，在几个世纪前便剖析出社会的深刻弊病和人性的致命弱点。冉·阿让虽然未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他给我们指明了行进的道路。这道路纵是阻隔曲折，但却看得到光明的灯火在远处闪耀。

时下，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对我们努力视而不见的社会”。我也有过这样的偏见。刚大学毕业那会儿，为了追寻文学的灵感，我坐在列车上从祖国的最南端向北背驰，一路掠过碧海艳阳，掠过繁华都市，掠过清浅鱼塘，掠过稻田茶丘，掠过迷雾乱雨······在异乡的寓所里，我笔走龙蛇，抓寻瞬间的灵感。终于，在北京，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数月的跋涉，枯燥的组稿，反复的修改，冗杂的校对，终于结出了果实。然而，喜悦并未如想象中那么热烈和持久。摆在书架上诗集，鲜有人关注，没人赞扬，没有欣赏，甚至没有人批评。我陷入了烦恼，难道我的努力就是换来这样的结果。我扔掉了笔和稿纸，去都市深处游荡。在嘈杂的霓虹里，纸醉金迷，醉生梦死。震耳欲聋的音乐，放荡的欲望，煽情的舞蹈，让我在瞬间获得释放。但释放过后，依然是失落和迷茫。原来，这并不是正确的方向。在与贵州诗人左安军的交流中，我忽然重新找到了黑暗里的光亮。他的观点很能解答我的困惑。文学的评判，并不能单纯地与商业价值，与受众的感受也评判。文学首先是自由的，是真诚的。它不应该屈服于商业的需求和受众的喜好，它有自己的脾气和习性。创作的初衷应该是为了自己生活的更好和更有意义，倘若它能引导更多的人生活地更好，那它则更有意义。但是如果为了沽名钓誉，刻意迎合受众，则会适得其反，这样的作品也会使自己感到作呕。因此，当有了如此想法后，我反倒释然了，我反倒写得更自由，更真诚，更鲜活了。

这就是生活，它不是诗，也不是远方，它是在平淡中体会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