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兰德（英）作杨绛译

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

——杨绛《走在人生边上》

杨绛（１９１１.７—２０１６.５），寿１０５岁。本名季康，江苏无锡生人。中国着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１９２８年入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政治系就读，１９３２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杨绛遂至燕京大学借读。到达北平后，她与钱锺书相识。１９３５年，二人在苏州举行结婚仪式。

随后，钱锺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随丈夫一同赴英法游学，在留学期间育有一女。１９３８年，杨绛与钱锺书及女儿回国，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出版多种着作。

１９９７年，其女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１９９８年，其夫钱锺书去世。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凌晨，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１０５岁。

一剑甘作十年磨

钱锺书曾说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其贤与否，固然只有钱锺书一人有资格给出评语，但她的才能，则是为众人公认的。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是江浙闻名的大律师。杨绛好读书，多来自于父亲的引导。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阅读与写作，在杨绛的一生中几乎从未中断过。她曾说自己并非是专业作家，所有作品不过随遇而作，只是一个业余写作者。实际上，她的勤奋努力绝不逊于任何一位专业人士。

杨绛的第一部作品《璐璐，不用愁！》是短篇小说，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初回国时，迫于家庭中柴米油盐的压力，尝试写了几个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这些喜剧相继在上海上演，引起很大反响。

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２年，杨绛在河南“五七干校”生活，这段经历被她写成了《干校六记》。干校生活，想想可知绝不会顺心，但此书只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于文字中，可以见出她为人的温柔与坚持。

１９８８年，杨绛写出了《洗澡》，这是国内最早反映知识分子改造的文学作品，已经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她１０３岁时，又为它写了续作《洗澡之后》。

在翻译界，杨绛更是一道不容错过的风景。不须提她早年广受好评的译着《吉尔?布拉斯》，也不用说她晚年时倾注心力的《斐多》，只她于艰难困苦中翻译的《堂吉诃德》，已经足为她冠上优秀译家的冠冕。杨绛没有学过西班牙语，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对她是一项意外。１９５８年，她开始自习西班牙文，文革开始后，翻译一度中断，直至１９７８年，《堂吉诃德》才得以出版，首印１０万册，被人们一抢而空。

２０１４年８月，《杨绛全集》出版，共２７０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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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遇即许终身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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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钱锺书的缘分，难得到了极致，也奇特到了极致。彼此间一心一意，在世间已不容易，双方才学相当，志趣相投，性情相近，融夫妻、情人、朋友三者为一，这就尤其令人称羡。

钱、杨二家，其实说不上有多么门当户对。杨家属新式人家，而钱家遵旧俗，钱锺书的两个弟弟，婚姻、职业均是父亲做主选择。杨绛出嫁后，一大家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她为着不显得“瞧不起人”放下手中书本，每天认认真真做起家务。钱锺书学识极佳，生活上却常常“拙手笨脚”，需要杨绛的照顾。她自己则认为：“……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在五七干校时，杨绛专管菜园，钱锺书担任通信员。钱锺书去邮电所要经过菜园，他每每要与杨绛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或是说几句话，把他陆续写就的信亲手交给爱人再离开。

一次，天降大雨，四水集潦，满地泥泞，杨绛冒险过河，只身去往钱锺书的宿舍探望他，逗留一阵又只身而返。两个人的情意，在危难境地中愈显深厚。

１９８８年，钱锺书去世。年近９０岁的杨绛开始整理丈夫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与读书笔记，独自“打扫战场”。她把钱锺书的日札、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分别理出，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２０１５年年底，７２卷的《钱锺书手稿集》全部出版完毕，这套书稿凝聚了夫妻二人共同的心血，对杨老来说，也必将自豪于自己完成了这样一项重大的任务。

万人如海一身藏

杨绛性情恬淡，淡泊名利，有种隐士风范。她生前居于北京三里河的一个宿舍小区，至今这一寓所都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做室内装修。自女儿和丈夫离世，她闭门深居，并不接受种种采访或活动邀请，数位近亲、学生与老友与她见面，每次至多也不过是半个钟头的时间。

隐身于世，并不意味着不闻窗外之事。杨绛性情嫉恶如仇，而又温柔宽厚。文革期间，她曾在别人批评钱锺书的大字报下贴出反驳语句，挨了批斗也坚持不认假账，不说假话，据说当时外文所敢和革命群众发脾气的，只有她一人。文革过后，她却决不愿写下任何尖锐批评的话，只管把目光聚焦在“蔽天乌云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上。”杨绛写《洗澡》，有读者把书中纯洁的友情朝“偷情”方向想，这让她很是嫌恶，因此在９８岁高龄时写了续集，立志要把后人擅加联想的心思除灭。为了维护已故家人，她也不惮于费事走法律程序，叫停拍卖公司对钱锺书及自己私人信件的拍卖。

２００１年，杨绛把钱锺书与自己当年及其后所获稿酬全部捐献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子弟完成学业，这件事，她坚持了１３年。

这位当代隐士，虽不入世，一举一动，莫不在影响着世人。

钱锺书与钱瑗去世之后，杨绛自认“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须“打扫现场”，并“洗尽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分离既久，归期已至，人世一番淘洗磨炼之后，“我们仨”可得到长久的团聚了。只是她身后的人，不免满怀哀意，悼之念之。

阳春一曲和应稀，久客人间竟自归。质本洁来还洁去，从今不着隐身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