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付同类的屠刀，向来以中国人的最为锋利。房龙在《宽容》序言里写到，那些老古董对付先驱者——“他的伤口一旦愈合，就必须接受审判。”可知这些一定不是中国的先贤圣人；若换成中国人，想来不必等到伤口愈合，何况杀人哪里用得着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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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数以上的村民死于饥寒”，于是就造反了；相形之下，中国百姓要比他们坚毅得多，宁可“易子而食”，吃死尸，人吃人，也还不至于造反——饿死事儿小，失节事儿大啊。看1957到1960年，伟大的新中国饿死3000万人，刘主席对毛主席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话果然上了史书，也不见有人揭竿而起。

3、“一天夜里村子里发生了叛乱。绝望给了那些曾因胆怯而沉默的人以勇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饥饿的人果然与禽兽无异。

4、“一条饥饿的豺狗已经把他拖入了自己的洞穴。

在小路的一头，人们立下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刻着先驱者的名字。”

这一段耐人寻味，至少告诉我们两层含义：

一、先驱早已被豺狗拖进山洞，躺在水晶棺材里的绝不是先驱；好比兵马俑是把死人给死人统治，那么水晶棺材岂不提醒我们，我们是被死人统治的活人？

二、那块写着先驱名字的石碑将来一定是绊脚石，这一点倒是与水晶棺材颇为一致。

5、“为宽容而作的斗争，直到个性的价值被发现后才开始。

这一现代最伟大的发现，是希腊人做出的。”希腊人未必宽容，但至少真的——不是据说发现了人的价值。“据说”这个词，向来是中国人用用的，“据说”人的价值是中国人发现的，证据写在《孟子》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6、“只有那些能以最小痛苦，为最大多数人赢得最大幸福的社会，才是具有价值的。”普罗泰哥拉的这三个“最”，弹性之大，可与“三个代表”的“最广大”相媲美；案这么说一个新的进步的社会形态出现后，相对旧的就不具有任何价值。

7、还是普罗。“生命如此短暂，不应该将珍贵的光阴浪费在研究不确定的诸神的存在上，而应将所有精力倾注到使身存更美好、更幸福着一目标上来”，神果然没有幸福重要，这一点中国人早就懂了；且看中国的泥塑傀儡，都是降水龙王、送子观音、财神之类。

8、“苏格拉底小时候没有钱接受正规的学院教育，因为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很功利的家伙，教一门课程要收两千块钱。”果然古今中外的专家教授都一个德性，可惜当代哲学不能唬人，只好挂上“国学家”的名头继续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