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的敌对力量，极有可能是明天的麻烦。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未雨绸缪的准备，消隐患于初起之际，免得养痈成患。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诸葛亮于死地，必杀掉他才罢手的狠绝，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深谋远虑。

嫉妒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周瑜不能容忍一个事事料定自己，处处胜过自己的诸葛亮存在，于是一定要杀诸葛亮。周瑜杀诸葛亮，完全是因为嫉妒。为什么嫉妒？因为不甘于处于弱势，不甘于居于下风，不甘于敬叨末座。这时，嫉妒就成为一剂毒药，情急之下，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你有力量，你有信心，你有竞争的意志，你有必胜的把握，你还用得着去嫉妒，以至于动刀子吗？所以说，嫉妒，乃弱者的行为也。

中国人的竞争观，不是不足者迎头赶上，在竞争中使自己的不足部分改善加强，和足者齐步同进。而是我败让你也败，我穷你也别富，我不行，咱们一块儿不行。所谓保护落后，所谓平均主义，所谓吃大锅饭，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所谓鞭打快牛，从本质上讲，都是损有余来补不足。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就是这种汰强存弱的落后竞争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桎梏。

“既生瑜，何生亮”，是一个应该盖世而未盖世的英雄，在他命危旦夕、已无法再一争短长时的哀叹。很痛苦，很悲伤，死也咽不下这口气，许多有一个强硬对手的败者，即使不死，也会发出这种类似的感叹。虽然，这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属于七实三虚的“虚”的部分，子虚乌有，不足凭信。在陈寿的《三国志》里，正史中的周瑜，却并非如此鼠肚鸡肠式的人物。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双方主阵的统帅，北军为曹操，南军为周瑜。周瑜时年33岁，风华正茂，在苏东坡的《大江东去》一词中成为主角。而诸葛亮，时年27岁，不过是西蜀派驻在联军大本营的观察员罢了。

但虚构的小说故事和人物，却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太拥挤的中国人心态，倒也值得引发思考。因为中国人口众多，生存空间狭窄。于是，就产生了像物理学所说的，作为物体，人与人之间的相排斥的行为，远远大于相吸引的现象。当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一个人时，人需要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一万人时，人提防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百万人时，生存竞争，便是第一位的了。因为人口众多，物产有限，形成了中国人的占有欲、独霸欲。典型的状态是：一天不能二日，一山不容二虎，只有一个馒头，分开来吃两个人仍是饥饿，就不如拼个死活，一人享用。于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势必要干掉对手，才能用馒头蘸着鲜血，从容地领教老子天下第一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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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和强者是不能共存的，小说中周瑜和诸葛亮如此，历史上的孙权、刘备和曹操又何尝不如此呢？

因为在长期封建等级社会中，中国人缺乏公平竞争的客观条件和心理机制，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崇尚《三国演义》中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灭掉对手的减法，从不崇尚“既有瑜，又有亮”而相得益彰的加法。所以，最好的减法，莫过于把对手从牌局中排除出去。而最佳的排除手段，莫过于“喀嚓”一刀。这也许正是中国历史总是时不时地倒退逆转、缺乏长足进步的一个原因。

其实，持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进行竞争和较量，才是一个文明社会得以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