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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佑任，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的陕西话谐音“佑任”为名。其头衔有：前清举人、国民党元老、记者、诗人、书法家、政治家、亦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报刊活动家。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长江大都督。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先后担任民国政府的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务。内战结束时，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964年去世，终年八十六岁，葬于台北最高的大屯山。1962年曾写下著名的《国殇》一诗，曰：“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能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之殇。”此诗既表达了于佑任先生晚年的内心独白，也成了为其选择下葬之处的遗言。

　　在满清王朝倒台的前一年，于佑任先生就在《民立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了满清必然灭亡的三大前兆，文章的题目是：《亡国三恶因》。虽此文发表己过百年，但如今重读，仍振聋发聩。足见于佑任先生之远见卓识，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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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幸该文精悍，仅百余字，现录於下，以便研读：《亡国三恶因》“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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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点，是于佑任先生非常具体而清晰地预言满清王朝必亡的三大原因。其实，何止是满清王朝，任何一个政权，无论他如何貌似强大，只要具备了上述三点，就不可能逃脱必然灭亡的命运。

　　仔细阅读此文，便会明白于佑任先生为何能准确地预测到满清必亡。

　　第一，老百姓贫穷，穷得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且物价飞涨，社会呈败落之象。老百姓为何贫穷？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财富不往普通人手里流动，国家与民众争利。财产归权贵私有，权贵们日夜不停地盗卖国家资源。劳苦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仍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严重。

　　第二，行善的不能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官员虽多，但不作为，整日忙于吃喝嫖赌，聚敛财富，使得“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善恶本是人的两面性，人兼而有之，好的社会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社会制度能把好人变坏，所以，腐朽的社会制度能“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化善”与“使学”皆社会制度使然也。文中所用“化”和“使”两个动词，非常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官员普遍贪腐，社会道德败坏的原因。

　　第三，宫中人、府中人，皆梦中人；腐败政权只能用卖国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只有当贫富不均突显，两极分化严重，财富聚于权贵之手之时，才会出现“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外人窥伺中”，指列强“窥伺”中华大地，伺机捞取好处；“霄小拨弄中”，指内奸挑动拨弄，出卖国家利益。大搞金钱外交，用金钱与通商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甚至其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这样的方法维持其统治，满清焉能不败亡？

　　于佑任就是从以上三点看到了一个政权必然灭亡的大趋势，并作文以预言，结果，真的被他说中了。《亡国三恶因》发表后不到一年，外强中干的满清王朝便在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轰然倒台了。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君子见微而知著。于佑任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能透过社会的表象，为时局的变化把准脉的君子。于佑任先生这一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而预测时局变化的本领，倒是非常值得当下的“学者”、“专家”乃至“政治家”们镜鉴。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人写文章，说于佑任先生是被蒋介石逼着去台湾的。现在看来，这个说法并不真实。于佑任先生大智大慧，料时局如所亲见，实乃高人也，岂会为他人所逼而行事。从他晚年的《国殇》诗中，便可窥探出其真正的心思。倒是后来的读书人与之相比较，便觉相去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