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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透过书中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吴运铎向我们大步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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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切献给党》问世以来，不仅在我国多次再版，影响了几代人，而且被译成七种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吴运铎在这部书里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成长轨迹——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到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小时候读这本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以吴运铎为代表的兵工战士们不怕苦、不怕死的硬骨头作风，他们那种遇山劈石、遇海斩浪的乐观的工作、生活态度。常常惊叹于他们的化险为夷、绝处逢生：从皖南向苏北转移，反扫荡，作为新四军的非战斗人员，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亦工亦兵，分散、隐蔽、突围，紧紧依靠党组织，依靠庄庄户户乡亲们的掩护，受伤、牺牲，一到目的地，立刻就地取材，重开兵工厂炉灶，修枪、修炮，造子弹……他们不满足于枪炮的修修补补，前线的需要、战士的要求就是“命令”，就是他们一个又一个的任务。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我收集了敌人打过来的各种各样没有爆炸的炮弹，把它拆开，又把每个弹壳、弹尾和信管锯开，通过实地解剖来掌握炮弹的构造原理和制造知识。我对每个零件都提出了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构造?它起什么作用?反复对证，直到断定不会发生错误为止。我把敌人炮弹的优点综合起来，再根据自己工厂的条件，绘出迫击炮弹的图样。”就这样，土法上马，第一颗炮弹造出来了，试验，失败，拆开，查原因，改进，再试，直至成功。就像这样的依葫芦画瓢，吴运铎们又制造了多种多样的地雷，制造了枪榴弹这一新式武器，还制造了专用来打攻坚战的平射炮……

“如果我不拆，就得别的同志来拆，不是同样也会碰到危险吗?临阵脱逃，不仅是怯弱，而且卑鄙。即使是‘死亡’又有什么可怕呢?任何工作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它不过是一种重大的代价就是了。许多同志因为战斗需要，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难道在这严重考验的时刻，我竟迟疑不前吗?”这是《把一切献给党》“拆定时炸弹”一节中的一段作者的心理剖白，令人屏息静气却还透着些许的轻描淡写，没有在长期的、反复的生死场里磨砺过，就无法做到如此的傲视死神，更不具备这等坚强的神经，坚韧的毅力，坚定的信念。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较量中，吴运铎三次负重伤，留下伤口100余处：第一次，发动机的摇柄突然掉下，砸伤他的左脚，后来伤口发炎，他发高烧40多度，左腿感染。医生挖去腐烂的肌肉，在他的踝骨处留下一个月牙形的大洞，吴运铎不得不拄着双拐走路。 第二次，为了修复前方急需的旧炮弹，他从报废雷管中拆取雷汞做击发药，虽然事先用水浸过，但雷管还是在他手中突然爆炸，他的左手被炸掉4根手指，左腿膝盖被炸开，露出膝盖骨，左眼几近失明，昏迷不醒15天。第三次，1947年在大连附近的实验场，他和吴屏周厂长一起检查射出去的哑火炮弹。突然，炮弹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左手腕被炸断，右腿膝盖以下被炮弹炸劈一半，脚趾也被炸掉一半。他创造了生的奇迹，终于看到了全国解放的那一天。

今天，重读《把一切献给党》，最让人感动的还是书中的人物，除了“我”——吴运铎，还有在矿山高举革命火把的工人领袖黄静源，“我”的入党介绍人、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红小鬼”罗克绳，炮弹厂厂长吴屏周……我感受到了他们这一代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和永不动摇的革命信仰，“中国的保尔”吴运铎是“老兵工”的优秀分子，他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不向“危险”低头的大无畏精神，他的刻苦钻研、大胆创新、机智灵活，他在实践中求真知，他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均体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人生观、价值观。

“党经常教育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集体的利益寻求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包括在集体的胜利中。个人不过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珠，无数的水汇合起来，才能成为壮阔的巨流;一旦离开了集体，立刻就要干涸。”这是他在申请入党时心迹的表露。在崇尚个性自由、追求个人幸福的需求越来越膨胀的当今社会，这段话听上去犹如空旷山谷里的回声，不光是山体，连草木都有回应。这字字句句直插心底，让人警醒。是的，一味地追求个人所谓的自由、幸福，最后的结果就是自私、狭隘、空虚，根本体验不到置身集体当中的幸福与满足，体验不到一滴融入大海里的水珠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