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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余秋雨这篇文章，心中很佩服作者的读书功力及记忆力，笔触所到，思随文至，传统经典信手拈来；层次、段落，似无刻意打造，却自成体系，可能是一种读书的高境界罢。我的疑虑主要是就作者为文的总立意来的。“君子之道”，就是剖析君子，歌颂君子，褒奖传统，拜服经典吧。然则，君子、传统、经典就真的这么重要么？联系到20多年来社会上掀起的一股股崇古覆儒的思潮，我总在忧虑它们到底要将中国引向何处。于是，我开始认真阅读此文，并将自己的思索追问逐一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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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余秋雨谈到了西方学者荣格，讲到他关于文化的作用在于培养“集体无意识”的人格。这个观点说得玄乎，其实从思想灌输的角度看则很清晰：无非一个民族的观念文化熏陶其后代所致的思想思维特点，并且由此而发的特定行为方式和文明类型罢了。余秋雨关注的可能在于荣格看重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中国不要跟着西方走的希冀，特别还推出了道家“物极必反”法则“远超西方思想”。余的这段文字很值得质疑。现代化是不是跟西方走？“物极必反”的道理究竟有多深，中西于此(具体)所受益损究竟何在？

余秋雨对于中西文化的总体属性有一个简赅的概括，即西方是霸道文化，中国是王道文化。霸道文化者，可能着意于其侵略性破坏性，王道文化者则是强调其自修德行圆满。问题是这种概括似乎只是存在于作者心中美好想象中的概念。读者只要稍微回到几千年中西历史的无穷事实中去想，从中西各自在其基本思想理念引导的发展趋势下去想，就根本得不到这样的结论的。简单的诘问可这样下，请余秋雨思考回答：其霸道文化建基于平等意识，王道文化建基于等级意识，何谈后者之优？

当然，余秋雨看重的王道文化自修功德也不全是无稽之谈。实质上所谓“内圣外王”说到底还就是儒家的修齐之道。人们通过各自的道德修养来提升自身素质很有必要。但这种修养未必仅只中国人独有。事实上，基督教的繁复诵读经书、牧徒忏悔赎罪和现代心理学讲究的自省自究，未必就不是另一种修齐之道。从儒家一些基本思想理念所具有的落后性去分析，王道文化也注定了存有许多破漏。比如上面提到的等级意识就是一个牺牲多数的渊薮。由其执鞭，个体修养之域尚可，社会群体却是压抑性的、无知性的、被动性的。

联系后文，余秋雨讲到自己曾写过小人，那是对一些顽劣人性的批判，现在则是对立于小人写出其君子以及褒赞，作者似可长抒口气，叹为大成了。可是我左读右想，并没有觉得余秋雨的这篇君子题材有什么大好大善的。联系实际评价的话，倒认为余文更多的是书生意气。我的逻辑是这样的，歌颂君子寻找君子实践君子，已经是中华文人几千年乐此不疲的热闹话题，但它一直从来都没有真正使故国的君子更多起来。为什么？因为传统观念文化的落后性使然必然。坐而论道不如扎实学习先进，治国还靠法治。君子不如法治。

为什么君子不如法治？其答案应与为什么人治不如法治相似。人性总是两面的，思想信仰才是确定的，法治规束则能够让习惯成自然。人性的两面性可分许多两两相反的对立取向，如善良性与恶毒性、上进性与堕落性、文明性与野蛮性、仁爱性与仇恨性、真诚性与虚伪性、全面性与片面性，等等。任何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会存在这两种人性的可能，只是被其当即的思想状态才确定了其行为取向的。所以由既定的思想信仰来确定人们的行为具有根本性意义。而法治的规束则能强制性地确定人们行为习惯的发展走向。

上述可见，余秋雨的君子之道实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书生空议。要命的是像这种脱离实际的思考常常普遍地存在于儒家及崇拜者中。他们脱离的实际不是别的，就是中西文明发展不同类型及其趋势下无穷对比鲜明的事实而已。在这个视角下，更可看清儒家君子(学说)之难：在信仰之弱，在神督之缺，在思维之浅。儒家最终追求没有上升到纯粹崇高的精神层面，停留在低下的器物利益中而意志不坚。崇拜凡人偶像，行为缺乏神祇监督的巨力。缺信仰，求器物，势必思维肤浅；进一步看，思维肤浅则造成了君子不力。